沈石蒂在上海和中国儿童在一起

沈石蒂拍摄的孙逊母子

沈石蒂和他的中国妻子南希

沈石蒂

    沈石蒂位于南京路73号的照相馆旧照，照相馆位于大楼的二层，一层的橱窗里陈列着他们的摄影作品。

沈石蒂在上海的工作室

上海南京路，人流熙来攘往。已近百年历史的美伦大楼，楼体略显斑驳，只有回字形花纹的吊顶和精美的玻璃窗格，与它初建时别无二致。这里曾是上海滩红极一时的上海美术照相馆。

　　半个多世纪之前，一个中等身材的外国人经常站在玻璃窗格后面，用一双犹太人特有的深绿色眼睛打量着窗外，间或跟熟识的人用英文打个招呼。

　　他是照相馆的老板和摄影师，希约马·里夫希兹（Sioma Lifshitz），而他在上海的中国朋友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沈石蒂。这个出生于俄国克里米亚半岛的犹太人，在中国度过了他人生中最黄金的时光——从13岁到56岁。

　　沈石蒂的故事，是上个世纪初因为各种原因来到上海的犹太人群体经历的一个缩影。他用手中的照相机，保留了这座城市关于那段岁月的影像记忆——那是一段超越了国界和种族、充满爱与温情的记忆。

　　这个故事，要从两万多张照片讲起。

　　两万多张老照片

　　2011年3月，上海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在以色列访问。一位以色列著名摄影家艾瑞斯和潘光谈起，曾经有一位在中国生活过的摄影师叫沈石蒂，带回以色列很多中国老照片，艾瑞斯说，那些照片拍摄得非常精美。

　　潘光告诉记者，这个消息当时让他十分感兴趣，因为沈石蒂这个名字对于潘光来说并不陌生。

　　早在2007年，潘光发表的一篇题为《犹太人创办上海名特商店》的文章中，就曾经提到这个名字：“著名的‘沈石蒂照相馆’，又称瑞泰照相馆，正是由俄国犹太人沈石蒂创办的”，但是当时，他对沈石蒂的了解就仅限于此。

　　照片是一段历史最直接的佐证，潘光敏锐地意识到，这些老照片很有可能会掀开一段生动的历史记忆。

　　当即，潘光就联系到了沈石蒂的继子摩西·德克斯勒，如愿见到了这些老照片。

　　“这批照片总共有两万多张，很多都已泛黄，有些还有虫蛀或霉斑，但每张背后都有摄影师的签名——Sanzetti。”潘光回忆。

　　在摩西家中，潘光草草地浏览了这些照片。他发现，照片中的人物有一些是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有意大利驻上海的公使、教皇在上海的代表、印度的王公，甚至还有外国模特的裸体照。在中国人的照片中，潘光认出了电影明星周璇和胡蝶，还有当时在上海的一些达官贵人，更多的则是不具姓名的上海市民。

　　摩西告诉潘光，他的继父沈石蒂常说，在上海的岁月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虽然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摩西仍然希望能够把这些照片归还给上海人民。

　　于是，潘光从两万多张照片中挑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做成光盘，带回了中国。回国后不久，他便把这张光盘放到了以色列驻沪领事馆副总领事罗松泊的办公桌上。

　　罗松泊对记者说，“当我开始浏览这些照片时，我意识到，自己手中握着的是一份珍宝。”罗松泊有了为这些照片举办一次影展的设想，但他同时也有些为难，“这些照片上面对被摄影者是谁没有标注，没有任何文字说明的人物肖像让人没办法看明白。”

　　他很快想到了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解决这个难题：通过网络求助于上海市民。

　　于是，2011年10月24日，以色列驻上海领事馆的微博上出现了一段话： “今天开始我们会陆续放上一些老照片，所有照片都是上世纪20年代居住在上海的一个犹太摄影师沈石蒂所拍摄的。因为年代久远，照片上的人物名字都没有被记录下来，如果你看到照片上有你认识的人，或许就是你的祖父、祖母，请让我们知道。”

　　这条微博在发出短短2个小时后就被转发了2000次。而当罗松泊第二天一早踏进领馆时，已经有一对老夫妇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等他了。

　　他们是陈立善和曹莉贞，半个多世纪以前他们是新婚的夫妇，今日他们已是80多岁高龄的老人。

　　“我晚上在看新闻的时候，恰好看到我和我妻子的订婚照在电视里一闪而过，我当时以为自己眼花了，把妻子叫过来以后，她激动地说，就是那张照片！”

　　陈立善对记者回忆说，当年在沈石蒂的照相馆，他和妻子衣着隆重地照了一张订婚照，后来这张照片一直挂在他们俩的卧室，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照片在搬家时丢失。

　　“但是小样我们一直留着，压在桌子的玻璃板底下，上面还有沈石蒂的亲笔签名。于是我们赶紧打电话到以色列领事馆，第二天一早，我们俩就带着这张小样找到了罗松泊。”陈立善到现在谈起这件事仍然很激动。

　　毕竟时隔太久，也许很多照片中人已不在人世，当时，罗松泊只找到了6个照片里的人。

　　“有一位照片中的老人叫陈琛，1957年逝世，生前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是他的家人丢失了他所有的照片。当我们前往陈琛先生后人的家中拜访时，我们看见他的儿子和孙子从我们的微博上下载了陈琛的照片，并且打印出来，端端正正地摆放在起居室里。”这一幕让罗松泊非常感动，“当时我想，我们一定要办一个展览，来为这些老照片找到更多的主人。”

　　2012年6月，“上海方舟：以色列摄影大师沈石蒂老上海人像展”在位于南京东路的原沈石蒂照相馆旧址开幕。罗松泊说，这栋楼最早的所有人，也是一位著名的犹太商人，叫ezra。

　　今日，罗松泊办公室里，仍然摆放着好几张用精致的镜框装潢起来的，由沈石蒂拍摄的人像照片。

　　罗松泊说，“这些照片，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光彩照人。沈石蒂也因此记录下了上海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那个时代的魅力和风格，是无法再现的。”

　　两万多张油画一般的照片已经浮出水面，但沈石蒂自己的面目仍然模糊不清。他半生在中国度过，却从未写过自传或者回忆录。

　　作为一个出生在俄国的犹太人，沈石蒂为何离开祖国，又是何时来到上海？

到中国去

　　1902年，我出生在俄国克里米亚半岛。父亲是一所学校的教师。我从小是在家里接受的教育，没有去过学校。13岁时，我跟随父母来到了中国的哈尔滨。到那里的最初两年，我在一家百货公司里做送货员。1917年‘十月革命’后，我到中东铁路工作，曾在齐齐哈尔站和海拉尔站做车窗操作工。1919年，中东铁路发生罢工，我和父母一起去了布拉戈维申斯克，那里刚刚被红色革命力量占领。我和一些人决定帮助一家金属厂恢复生产，我负责去海参崴取得一些必要的生产设备。在那里我受到了日本人的阻挠。经历一段时间的躲藏和一个日本人上演的‘屠杀日’之后，我乘坐英国客船逃往上海。

　　这是沈石蒂于1956年亲自打印的一份简历，他就是这样简单地记述了他来到上海前的经历。

　　“沈石蒂的个人经历虽然特殊，但是他一家人迁入哈尔滨的过程，和许多俄国犹太人都非常相似。”潘光介绍说。

　　19世纪80年代，在俄国和东欧掀起了反犹狂潮。这股狂潮导致几百万俄国犹太人逃亡北美。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俄国犹太人穿过西伯利亚，来到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再辗转到天津、青岛、上海等地。

　　部分俄国犹太人最初选择哈尔滨落脚的原因，和一条铁路有关，就是沈石蒂在简历中提到的中东铁路。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健多年从事犹太史研究，他详细讲述了俄国犹太人迁徙的过程。

　　事实上，俄国犹太人移居中国东北，自1881年俄国掀起反犹浪潮时便已开始， 但规模还不大。

　　1896年，满清政府和俄国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修筑直达海参崴的中东铁路。一年以后，俄国政府根据《中俄密约》组建了中国东方铁路公司，开始修筑中东铁路。

　　当时，为了通过中东铁路控制中国东北，俄国政府积极鼓励俄国人移居中国东北地区，给了很多优惠政策。其中，有一项条款对处处受到排挤的俄国犹太人最具有吸引力：“任何愿意移居‘满洲天堂’的俄国犹太人都将得到宗教信仰自由、无限制的商业权利和进入没有限额的学校。”

　　王健说，虽然当时的东北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天堂”，但是为了逃避俄国国内对犹太人的限制和迫害，还是有相当一批的俄国犹太人决定到“满洲天堂”去，他们中有一部分在中东铁路管理部门工作，也有的经商办实业。

　　“他们大部分都散居在中东铁路沿线的哈尔滨、满洲里、海拉尔、齐齐哈尔等城市，其中，哈尔滨是东北地区俄犹最大的聚居地，沈石蒂出生那年，在哈尔滨的俄国犹太人数已经达到500多人。”王健说。

　　但沈石蒂一家并不是在这次浪潮里来到哈尔滨的。

　　俄国犹太人真正的黑夜，从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才开始到来。

　　因为战败，当时俄国国内的社会危机进一步加剧，爆发了革命。为了推卸战败责任，转移社会矛盾，俄国政府进一步煽动反犹情绪，曾经把战败的原因归结为美国犹太银行家雅各布·希夫在经济上对日本的支持，从而引发了俄国境内新一轮反犹狂潮。

　　数百个城市发生了屠杀犹太人的暴行，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死于非命，于是，许多在华俄军中的犹太士兵和被日本遣返的俄国犹太人战俘都不愿意返回俄国，绝大多数留在了东北。

　　另一路，几万俄国犹太人正穿越西伯利亚来到东北，沈石蒂一家就在其中。到达哈尔滨时，正是1915年，当时沈石蒂只有13岁。

　　两年后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为了躲避内战和国内动乱，又有大批的俄国和波兰犹太人涌入东北，定居在哈尔滨、沈阳、大连以及中东铁路沿线的一些小城市。

　　“根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仅定居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就达到了12000至13000人，而经过哈尔滨辗转去英、法、德、奥等国的犹太人也不下万人。”王健说。

　　根据摩西的描述，沈石蒂的父亲在哈尔滨时经常向周围的村民出售服装和布匹，以此让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过上虽称不上体面，但仍保有尊严的生活。

　　在哈尔滨，沈石蒂就读于技术学校，但是像很多年轻人一样，他的志向绝不止于当一个售货员或者火车车窗操作工。

　　沈石蒂在简历中对去上海的原因描述得十分模糊，事实的情况是：这个俄国年轻人被“红色力量”感召了。

　　沈石蒂当时非常热衷于他的理想：为了劳动者的地位而奋斗。他的父母却没有多少热情倾听他的想法，于是这个男孩决定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他离家出走了。

　　几经周折，他最后来到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但是不久，一个突发事件让年轻的沈石蒂决定离开这里。

　　沈石蒂在晚年曾向以色列记者诺瑞特·哈里夫回忆过那段经历：

　　那是在1921年的一天。大街上出现了士兵——他们向平民开枪，向无辜的人开枪。将他们打死后把尸体扔在大街上。我感到震惊，第二天我就逃到了港口。那时候我17岁，什么都没有带。

　　而后，身无分文的沈石蒂满心惊恐地跳上了一艘英国客船。

　　他对哈里夫说，如果那艘船是开往檀香山的，那么我去的就是檀香山。

　　但这艘船的目的地不是檀香山，而是中国上海。

　　初到上海

　　抵沪后，沈石蒂马上就把自己的原名希约马·里夫希兹改为了更容易发音的Sam Sanzetti。据摩西说，Sanzetti这个名字有很明显的意大利语特征，很可能是沈石蒂看了某本意大利杂志后突发奇想出来的。他的中文名字“沈石蒂”就是Sanzetti音译而来。这个名字后来伴随了他一生。

　　沈石蒂曾经这样描述他初到上海的感受：

　　上海是个很不寻常的城市，充满了变化和喧嚣。这又是个熙熙攘攘的城市，有骗子，有小偷，有妓女，有奴隶。这还是一个有着无数种色彩和无数种气息的城市，又脏乱，又绚丽。所有东西都那么有趣，那么令人称奇。但我并没沉溺于浮华世界之中，我只做自己真心想做的事。

　　在上海，年轻的沈石蒂慢慢发现，他真心想做的事是摄影。

　　早在19世纪50年代，法国人李阁朗就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照相馆，到了1920年以后，照相成为了一种风尚。

　　当时沪上开在大街小巷的照相馆总数估计有上千家，最有名的被称为“四大天王”，分别为王开、万象、顶张和耀华。

　　沈石蒂正赶上了老上海照相业最蓬勃发展的时代，但在当时，这一行的门槛却远不是这个身无分文的年轻人能迈过去的。

　　沈石蒂对哈里夫回忆，“我开始买不起房子，只能住在宾馆里”，他对初到上海的那段时光仅有这一句描述，似乎他并不想反复回忆那段比较贫穷的日子。

　　在上海最初的日子里，沈石蒂的生存状况非常窘困。他会说俄语和英语，却没有工作，在上海赤手空拳、一贫如洗。

　　《卢湾史话》中记载，沈石蒂在上海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南京路上一家美国人开设的照相馆门前摆摊儿擦皮鞋。

　　但他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人，即便那么穷，他仍然用不多的积蓄买了一架廉价的小照相机，用来拍摄异国他乡的风景，而且他从中获得了无限的乐趣。

　　关于沈石蒂是如何在上海滩发迹的，各方的说法有比较大的出入。

　　《卢湾史话》中说，不久后的一天，一个名叫“温德伯格先生”的美国摄影师扫了一眼沈石蒂的作品，就立刻介绍他到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工作。

　　潘光则认为，是沈石蒂擦皮鞋旁边的那家照相馆的老板觉得他勤恳可靠，便雇他在照相馆打杂。这个有心的小学徒于是在照相馆学会了照相技术。

　　但据摩西说，沈石蒂晚年告诉他，初到上海时，他在工厂做工，年纪稍大一点，才开始以摄影为生。

　　无论如何，到了1927年时，掌握了娴熟的人像拍摄技巧的沈石蒂已经自立门户，在南京路73号开设了“上海美术照相馆”。南京路是当时上海最繁华的路段，毗邻外滩，也是照相馆云集之地。

　　凭借着犹太人的智慧和精明的商业才华，经过不到十年的奋斗，沈石蒂在当时的上海已经成了一个功成名就的标准“中产阶级”。鼎盛时期，他的照相馆雇用了31名工作人员。之后，他又在另外三处开设了分店。

　　沈石蒂晚年曾跟摩西说，照相馆最初的顾客是在上海的外国人，名声渐响后，中国富豪、社会名流、电影明星也纷纷找上门。

　　总之，因为照相，沈石蒂在当时能够以最大的维度接触到上海的各个层面人群，尤其是上流社会。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敲开沈石蒂照相馆大门的，基本上都是非富即贵的“上流社会”人群。

　　哈里夫1970年在以色列报纸《七天》上发表过一篇关于沈石蒂的文章。文中这样描述：

　　他们不停地敲着他的门，要求他用胶片留下他们永恒的影像。他们来的时候穿着优雅，配以首饰和荣誉徽章，志得意满而又如参加典礼一般庄重。这些人里有富裕的中国人、政界要员、达官显贵、各国使节、地主、磨粉厂厂主，有尊贵的夫人，娇弱的少女，母亲和孩子，忠贞的妻子，也还有情妇和小妾。而他，沈石蒂先生，用他的相机和镜头将所有人变为永恒。

　　1928年，美国柯达公司出版的《摄影室之光》杂志封面选用了沈石蒂拍摄的一名东方女子的照片。杂志内文以溢美的语气介绍了这位远在上海的26岁年轻摄影师：

　　沈石蒂一直爱好摄影，在一位美国商人的资助下，沈石蒂开了自己的照相馆，很快就有能力搬到了更好的地段，租下一家更宽敞的店面。现在，这位只有5年从业经验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正在为发展包括总店在内的四家店而努力，他渴望旅行，但又苦于没有助手代替他工作，维持住这家照相馆的声誉。

　　事实上，沈石蒂一点儿也没有因为工作繁忙而苦恼，相反，他在上海的生活是相当“丰富多彩”的。

冒险家的乐园

　　沈石蒂给别人拍的照片很多，自己照相馆拍的照片却只有一张。

　　照片里，沈石蒂慵懒地坐在一个窗台上，面带微笑地望着窗外。他的六名员工挤在另外两个窗口，有人兴奋地向外招手。

　　此时的沈石蒂，早已不是那个在海参崴哆哆嗦嗦跳上船、不知前路何方的懵懂青年了。

　　在异国他乡的上海，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到达了人生最巅峰的时期，比起那些在俄国的同乡们，沈石蒂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奇光异彩。

　　他曾对哈里夫说：

　　我的人会去所有地方，到所有场合，我们拍过船只的水手、士兵、贵族、剧院的演出和演员、夜总会的歌舞表演和宫殿。我有一个报纸摄影部门、一个商业摄影部门和一个工作室摄影部门，一切都管理得井井有条，可我还是有大把时间去娱乐，我享受着人生的乐趣，我到处撒钱，存不下一点点积蓄。那时候有三辆汽车供我使用，每辆都配有司机，还有两套公寓——还有很多的女朋友。我有过很多的爱，美妙的爱！我曾是那种上海的花花公子。

　　能给予他这种绚烂生活的，只有20世纪初的上海。

　　当时在上海长期居住的犹太人大致分为两部分：塞法迪犹太人和俄国犹太人。

　　第一批到达上海的犹太人，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从中东地区移入的塞法迪犹太人，他们之所以选择上海，是迫于巴格达地区18世纪后期日益加剧的反犹活动，同时也是被上海开埠后的商业机会所吸引。

　　这批犹太人的代表人物有沙逊、哈同等等。他们来到上海以后，很快就显示出了非凡的经商才能，利用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与英国各属地的密切联系发展进出口贸易，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随后，他们又投资房地产、公用事业、金融业、制造业等等。

　　“现在外滩上很多大楼，都是这些塞法迪犹太人当年盖起来的。”王健说。

　　另外一部分犹太人，是像沈石蒂这样的俄国犹太人。

　　根据王健的研究，早年在上海活动的俄国犹太人主要从事茶叶和皮毛贸易。比如后来在上海非常知名的西比利亚皮货店老板格利高里·克列巴诺夫。还有恒余洋行的老板罗高斯基，专门代理德国汉堡药品和各种规格的敲不碎玻璃。位于霞飞路的欧罗巴皮鞋公司也是俄国犹太人经营的，它是上海当时最著名的豪华皮鞋店之一。

　　奥地利犹太人汉斯·雅布隆那在霞飞路997号开了一家“费雅客”餐馆，闻名遐迩。餐厅由外国厨师掌勺，烹制正宗的维也纳和匈牙利菜肴。当时经常光顾此家饭馆的“贵客”非常多：宋美龄喜欢这里的赤甘蓝烧鸭子和加奶咖啡；宋庆龄、梅兰芳也是这里的常客。

　　这些挤入了上海上流社会的犹太人，很多都曾在各种晚会和庆典上和沈石蒂碰过面、喝过酒、聊过天，并成了他最稳定的顾客群。

　　虽然沈石蒂并没有向任何人具体描述过他在上海是如何像花花公子一样生活，但是从另一位俄国犹太人山姆·莫辛斯基的回忆录《别了，上海》里，隐约可见当时在上海经济状况宽裕的犹太人的基本生活状态：

　　在上海的家里，我们总共有4个佣人，1个俄国人，3个中国人。冬妮娅负责房间的清扫，但是她的厨艺平平。我们的中国厨师高大健壮，会讲一些俄语和英语。“洗衣阿妈”每天早上会来，她用大澡盆装满我们的衣物，她还负责烫熨衣服。最后一位是我的阿妈。

　　当时许多社交活动都在上海林林总总的饭店和犹太俱乐部举行，每周五晚上，犹太俱乐部里都会有一些欢庆活动，所以周五我们一般不在家吃饭。周六早晨，我们会去俄国犹太教堂，每逢犹太教节日我们也都会去教堂。

　　当时在上海的犹太人，大多数都有不错的职业，甚至有些人非常富有。但是他们之间仍存在阶级地位的差异。

　　“塞法迪犹太人都是大商人，更喜欢去英国俱乐部活动，他们更重视自己的英国血统。俄国犹太人通常从事小生意，但是很团结，宗教意识很强，教会和俱乐部是他们最主要的集散地。”王健说。

　　摩西说，在上海，沈石蒂常常去参加犹太社区的活动，但他不仅仅和俄国犹太人交朋友，他会说俄语、英语、一点点中文，他能和所有人都相处得很好。

　　沈石蒂曾给哈里夫看过一张他和很多外国人在一起的合影：“我曾是个优雅而快乐的年轻人，这就是我总被人簇拥的原因。你看到这张照片，我那时候很漂亮，不是吗？而且又很有才干。我一生都在寻觅我内心的幸福。钱财——有也罢，没有也罢——我毫无兴趣。我所寻求的是内心的满足，还有爱。”

　　但这种快乐又安稳的时光，很快就被战争搅乱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紧接着，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长达3个月的惨烈激战，中方几乎是以一天消耗一个师的速度拼死抵抗，但最后，上海还是沦陷了。

　　淞沪会战时，整个上海市陷入一片战争的火海，连上海公共租界的北半部，即今虹口、杨浦两区作为日军防区和日本势力范围，也和华界一样受到了重创。沈石蒂居住的法租界和苏州河以南的半个上海公共租界却得以远离战火，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上海沦陷后，日本军队占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在此后的几年里，上海乃至全中国都处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之下，唯有租界相对安全。因此住在上海租界里的犹太人，生活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租界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所有的俄国公民都被允许回到苏联，沈石蒂的名字也在名单上。

　　但是这个小个子犹太摄影师来到俄国领事面前大声宣布，放弃这项权利。

　　“无国籍难民”

　　在沈石蒂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拍摄的照片里，除了达官贵人以外，又多了一部分特殊的人群：他们衣着干净、身材瘦削、面目严肃或强颜欢笑。

　　他们是在二战中逃难到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

　　犹太人进入上海的最后一次高潮，随着二战的爆发而到来。

　　从1933年到1941年，大批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难民的人数到底有多少，至今仍有争论。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陈俭告诉记者，根据他们的统计，在战争期间到上海来避难的犹太人，大约有3万人左右。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上海避难的犹太人人数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5国当时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上海的犹太社团迅速扩大为远东最大的犹太社团。

　　在那个时期，“上海”一词在犹太人心中成为了“拯救”和“避难所”的代名词。

　　但是，在来到上海之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中国的了解几近空白，对上海的了解也仅限于非常有限的资料、道听途说和自己的想象。

　　曾有犹太人后来回忆说：“从我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来看，上海似乎应该是一个沿海城市，那么我们似乎应该为全家带上游泳衣，去享受我们曾经拥有的那些海滩边上阳光明媚的日子。”

　　初期，在德国的犹太人其实还拥有比较大的出入自由。陈俭说，犹太难民当时只要申请，并同意把所有资产留在国内，就可以逃到其他国家去。

　　其实，如果还有别的选择的话，他们是不愿意前往遥远而陌生的东方的，他们更愿意选择临近的欧洲国家，或者美国。但是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们的梦想。

　　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在纳粹的怂恿和操纵下，德国各地的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化装成平民走上街头，对犹太人进行疯狂袭击，史称“水晶之夜”，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的迫害、屠杀开始了。

　　大批从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等国出逃的犹太难民想借道日本前往美国和加拿大，但在日本，他们的中转请求被拒绝。这些惊慌的犹太人被迫流转到了上海。

　　此时，战争对沈石蒂的照相馆还没有太多的影响，但是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上海对于犹太人来说便不再是曾经那个绿洲了。

　　日本对美、英等国交战，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持有英国护照的塞法迪犹太人，他们瞬间成为了“敌侨”。

　　陈俭说，在上海的塞法迪犹太人对在沪犹太难民曾经给予过非常重要的帮助，尤其是经济上的支持。“刚刚到上海的犹太难民，通常都能得到塞法迪犹太人的救助，一直到他们能够在上海谋生为止。”

　　但在日军的铁蹄下，塞法迪犹太人也自身难保了。

　　1942年6月，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辛格上校抵达上海，向日本当局提出了“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的计划，即所谓的“梅辛格计划”。

　　这个计划主要由两个步骤构成：首先利用上海犹太人在1942年犹太新年合家团聚的机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围捕所有在沪犹太人，然后用果断措施“解决”这些犹太人。

　　至于如何“解决”，梅辛格提出了三个方案：一是用几艘旧船把犹太人运到东海，让他们随波漂流，饥饿至死；二是强迫他们去黄浦江上游的盐矿做苦工；三是在崇明岛上建一个集中营，拿他们做医学试验。

　　“好在，日本当时把在上海的犹太人视为与美国维持联系的媒介，同时也不想因屠杀俄国犹太人而得罪苏联，所以最终没有执行‘梅辛格计划’。”陈俭说。

　　但是，1943年2月，日本当局还是在虹口的提篮桥地区搞了一个“无国籍难民隔离区”，陈俭认为，这是各派势力达成妥协的结果。

　　日本将“无国籍难民”一词定义为“1937年以来由德国、匈牙利和波兰等国来上海避难至今的无国籍者”，这个范围一划定，来上海避难的欧洲犹太难民就全被圈进“无国籍难民”里去了。

　　很快，这些刚刚在上海落脚不久的欧洲难民被强制迁入了“隔离区”。

　　作为早期移民，沈石蒂没有被强迫去“隔离区”居住。但他晚年向摩西透露说，在上海的日据时期，他曾被日本人逮捕过。沈石蒂始终没搞清楚被逮捕的原因。

　　“他之所以能被释放，大半还是因为他的俄国身份。”潘光分析。

　　在整个日据时期，唯一没有受到太多冲击的，就是在上海的俄国犹太人。

　　“当英美等国国籍的犹太人都成了‘敌侨’以后，因为日苏之间不存在战争状态，俄国犹太人在上海仍然享有中立国家侨民待遇。”

　　这一时期，沈石蒂的照相馆照常营业，从照片中看，有不少照片拍摄于这段在沪犹太人最艰难的时期。

　　在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那些犹太难民曾在沈石蒂照相馆温暖的背景灯下露出了一丝微笑。他们不知何时能回到祖国，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活着离开上海，但是他们仍然在照片里保持着尊严、体面的姿态，在背井离乡的这家照相馆里，他们留下自己一生中最困难时期的影像。

　　别了，上海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

　　国民党政府对德、奥侨民，包括德奥籍犹太人原则上遣送回国，其后几乎所有上海“隔离区”里的犹太人都离开了，有的回到欧洲，有的去了美国。

　　“从1946年到1951年，离沪犹太人总数大概有25000至28000人，其中大部分是欧洲犹太难民。”王健说。

　　同难民一起离去的还有在上海挣了大钱的塞法迪犹太人，尤其是英美政府1943年与中国政府签订条约，放弃在华租界、治外法权及一切特权后，那些大商人意识到，他们在上海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了，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很快把资产转移到了香港。

　　“在1948年以色列成立、1949年国民党政权失败以后，绝大部分犹太人或去美国，或去以色列。到1957年，只有一百人还住在上海。”王健说。

　　沈石蒂就是最后离开上海的一百人中的一个。当几乎所有的在沪犹太人都纷纷离去的时候，沈石蒂却在这里展开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

　　当时他年届半百，而对方还在大学里学习，双方年龄差距有二十多岁。这个中国女孩子有个美丽的英文名字：南希。

　　南希结过婚，与前夫有个小女儿。

　　沈石蒂与南希大约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结婚，摩西有一张他们结婚典礼时的照片，参加典礼的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一对新人穿着白色礼服，沈石蒂依然展露他标志性的笑容，当时南希的孩子大约五六岁，站在他们身边，沈石蒂和南希的手交握在一起。

　　他们一定曾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新婚时光。新中国成立后，沈石蒂的照相馆继续营业。

　　孙逊的母亲游美瑛抱着不到一岁的孙逊到沈石蒂照相馆照相时，已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孙逊一家当时仍住在上海最高档的公寓里，早上吃的是英式早餐，家里用的是红木家具，邻居大多是外国人。

　　孙逊出生后，全家每个月都要去沈石蒂的照相馆照一张照片，一直到孙逊满1周岁。

　　孙逊说，他父亲很小就去美国读书，刚回上海时，英语比上海话流利，所以跟沈石蒂沟通都用英语。这对年轻的父母想用照片记录下孩子的成长。这样的消费，在当时的上海仍是相当奢侈的。

　　陈立善夫妻虽然不像孙家那么有钱，但是陈立善告诉记者，他和妻子都是大学毕业生，这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也是不多见的，他们是慕名来到沈石蒂的照相馆拍订婚照，虽然照相的具体价格他不记得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价格比一般的上海照相馆贵很多。”

　　但是，等到这对新人准备在沈石蒂的照相馆拍摄结婚照时，他们遗憾地发现，照相馆已经关门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很快开始了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首先就是“公私合营”。作为一个外国人，沈石蒂不太了解自己的照相馆怎样公私合营，也不知道该如何改造。

　　1955年，他把自己的照相馆卖给了一个中国人，然后在上海的一家英语学校教了两年摄影。

　　到了1957年，沈石蒂决定离开生活了三十五年的上海，坐船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

　　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带走他的中国妻子和养女，他与南希也没有自己的孩子。潘光在以色列时问遍了沈石蒂的朋友，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原因。

　　潘光猜测，他们大概是离婚了。

　　沈石蒂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都留在了上海。刚到以色列时，没有人知道他曾是沪上红极一时的摄影师。开始时，他一直给一家小珠宝作坊拍摄广告片，他有时还会为一家纺织企业绘制印在纺织品上的图案。

　　移民以色列大约十年后，沈石蒂再次结婚，那时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摩西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他的继父，一个总是忙忙碌碌，精力旺盛的老人。

　　1987年6月29日，85岁的沈石蒂在特拉维夫逝世。

　　从1957年离开上海后，他再未能踏上这片承载了他三十余年记忆的土地。当年曾与他牵手的中国姑娘南希，早已音讯全无。

　　摩西说，沈石蒂晚年经常怀念上海，怀念那里的老顾客、黄包车、油条，还有甜甜的上海菜，“他的房间里放满了关于中国的记忆，关于上海的记忆，他把那些珍贵的东西都保存了下来，这些都是因为他内心的自豪之情。”

　　让沈石蒂真正感到留恋的，也许并非老上海五光十色的城市霓虹灯和他年轻时花花公子的生活，而是那些善良、热情，正直，亲切地称呼他“沈石蒂”的上海人。

　　整个犹太世界最苦难的岁月里，遥远的上海无私地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他们在上海呆的时间或长或短，或富裕或穷困，都从未受到任何来自中国人民的迫害或者排挤，直至离去。

　　半个多世纪后，阳光透过美伦大厦的雕花玻璃窗户，再次照在这些发黄的老照片上。

　　沈石蒂的镜头中那些如梦如幻的旧时光，仿佛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