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瑞士人眼中的1930年代中国--瓦尔特博萨德-《中国摄影家》杂志社官网

一个瑞士人眼中的1930年代中国--瓦尔特博萨德

2015-11-27

一个瑞士人眼中的1930年代中国
瓦尔特•博萨德抗日战争时期的老照片

瑞士摄影师瓦尔特·博萨德（(Walter Bosshard，1892-1975 年）生前曾是现代新闻摄影的先行者。除了擅长写作和摄影之外，他在现实生活和艺术创作中不顾地域的限制，以作为亚洲和欧洲两地之间的沟通桥梁和冒险者而闻名。他的摄影报道同时涵盖政治与生活文化，让广大读者通过新闻便能了解到外面的世界，从而对各地不同文化和习俗都有更深的认识。在1933 年至1939 年间，博萨德作为驻外记者工作生活在北京，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所拍摄的照片和影像都成为了那段日子非常珍贵的记录，许多当年的重要人物都曾经出现在他的镜头面前。相比起其他同年代更广为人熟悉的摄影师，瓦尔特·博萨德对很多观众而言还是相当陌生的一个名字。今年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与瑞士摄影基金会共同合作，展出一大批迄今为止从未出版的珍贵照片，让观众对那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

瓦尔特·博萨德的中国——长久而中立的西方凝视
  段煜婷(连州国际摄影年展总监):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在已有的历史文献和视觉文本里，已经有一些大致的样貌可以勾勒，依靠那个时期的历史学家、文人骚客留下的文字，我们也可依稀窥见风云变幻的三十年代或颠沛流离、或风华绝代的历史瞬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大量应景的回顾作品出来，艺术工作者们甚至也能通过想像构筑出无数的历史画面，聊以慰籍那些对三十年代的热切怀想。然而，事与愿违的是，本来值得记取的珍贵史实，却常常因沾染政治的气味而扭曲，让原本在我们的视觉记忆中本就不甚清晰的历史画面更加模糊。
上世纪三十年代，摄影术发明接近100年，西方人已经开始依赖这种新发明所带来的观看方式，《生活》杂志开始风靡世界，而尚处于农业社会的中国，相机作为一种稀罕物还只是富有和特权阶层的玩物，摄影也远远没有成为一种新的观看社会的语言方式，这也是我们所看到那个时期或更早期中国的照片大部分出自西方人之手的原因。
这些西方观看者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身份进入中国，有传教士、有外交官、有侵略者、有间谍、有商人、有记者、也有职业摄影家。
1860 年代，在西方浪漫主义末期的余声中，伴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殖民者进入中国的第一个记者也是第一个摄影的观看者是著名的英国摄影师费利斯·比托（Felice A·Beato），他在中国停留了两年，留下了四百张左右的玻璃版照片。除了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愚昧、荒蛮”的记录，他也留下了无数自然风光、古寺、老纳、异域风情等带有19 世纪末西方浪漫主义明显特征的照片。
1863年至1888年间，又一个英国摄影师威廉·桑德斯来到上海，开设了“森泰照相馆”，他用手工着色与摆拍的方式导演制作了从贩夫走卒到达官显贵各色人物的照片。这些照片看上去充满了造型感和舞台戏剧的色彩，成为利于销售的具有异域审美意义的照片，但由于过于随意地摆拍，这些照片中所反映的中国却带有过于浓烈的东方主义色彩。
十年后，同样是英国人的约翰·汤姆逊来到中国，汤姆逊驻留中国的时长与费利斯·比托差不多，但是他显然比比托更为勤奋，他拍摄了近1200 张湿版照片，出版了5本关于中国的书，可以说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比较深入的观看（在约翰·汤姆逊的照片中甚至连广东清远这样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都有涉猎）。
可以说那个时代对中国最为客观的记录者是随八国联军进入中国的詹姆斯·利卡尔顿，“他客观地记录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暴行和破坏，众多西方摄影师中，只有他站在不同的角度，相对公允、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中国和以八国联军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王保国）
  1924年，肩负着美国农业部植物物种采集任务的约瑟夫·洛克来到云南大理和丽江地区，除了完成采集物种的“某种工作”外，他关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高山峡谷、古老异域风情的探险照片引起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极大热情，随即被邀请担任《国家地理》的特邀摄影师为其拍摄云南地区长达十一年之久，这种对异域文化的消费也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东巴文化”得以妥善研究和保护。
  1931年，也是民国政府第二十年，这一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分水岭“，918事变”的爆发使得东北三省在四个月内快速沦陷，改变了整个中国的格局。这一年，作为为多家欧洲媒体供稿的独立记者、瑞士人瓦尔特·博萨德来到了中国，他刚刚在前一年拍摄报道印度的抗英独立以及非暴力不合作领袖圣雄甘地的报道中受到全世界瞩目，又参与了乘飞机成功拍摄北极并再度引起了热烈反响。而探险并不是他的主要兴趣，显然古老的东方再次吸引了他的主要注意力，于是，在接下来长达十几年的时间中，他在中国定居了下来。由于良好的视觉训练和人文素养，使得他的照片气质迥异于同一时期的其他外国观看者；凭着记者敏锐的嗅觉和长袖擅舞的沟通能力，他的社交面极为广泛，上到国民政府第一家庭、达官显贵、文化名流，下到平民走卒，他的照片内容涉及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民生、人文风俗、文化等多个层面，除了比较全面地深入到中国内部，不仅重要城市甚至小到以乡绅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社会最基本的调查样本，还远涉偏僻的蒙古、青海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考察。
  但是时代的使命使然，博萨德的目光最终大量地聚集在了那个时期波澜壮阔的政治变迁和风起云涌的区域战争上。来自中立国的身份给予他极大的便利，他迅速地意识到了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方面他尽全力去达了延安采访，成为历史上进入延安的第一个欧洲记者，为此，他的好友被誉为战地摄影标志性大师的罗伯特·卡帕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只好万般无奈的离去。最终他不仅拍摄到了红区的照片，还拍摄到了毛泽东的录相，其刊发在《生活》杂志上的报道，成为在艾德加·斯诺1937 年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之后第二次向世界介绍延安红色政权的报道，并第一次向全世界介绍共产党在塘沽战役之后是如何参加抗战救亡运动的。另一方面，他更利用自己中立国的身份，深入到日本侵华军队的铁蹄之中，记载了日本侵华血腥历史的第一现场。
  在苏黎士旁清凉的小城温特图尔的数日里，每日面对着博萨德留下的数千张135 底片，触摸着那些上世纪三十年代留下的，明黄色、宝蓝色中国锦缎装帧的私人相薄，端详着一张张从时间长河中飞来的带着主人公墨迹的照片：宋美龄、毛泽东、冯玉祥、吴佩孚、龙云（云南省主席）、林徽因、容龄（末代公主）……晃如抚摸着三十年代水深火热的历史。历史的书写不需要温情，却无法容忍掌握书写者的偏见，视觉呈现的历史亦然。在落后的近代中国没有自身的视觉书写历史的现实之下，对于西方的观察者，我们无法奢望其观察不带有任何天然具有的偏见，我们只能带着甄别的眼光去发现和梳理那些真正具有客观性的视觉历史。
  纵观上述西方人观看中国的历史，能发现真正具有客观价值的视觉文献其难度极大。稍感欣慰的是瓦尔特·博萨德留下的这些在数量上蔚为可观的中国照片，同时也是我所知道的西方摄影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东方主义所带来的偏狭目光的照片，无论博萨德在拍下这些照片的时候是否具有这样的自觉意识，从照片本身来讲已经是我看到的众多西方人拍摄的中国中，最让人舒服的照片了。但愿今后，我们能靠自己书写历史。
  感谢瑞士摄影基金会的悉心帮助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当代历史档案馆的收藏。

瓦尔特•博萨德
彼得·普夫伦德(瑞士摄影基金会总监及总策展人)
  瑞士摄影师瓦尔特·博萨德（1892～1975年）生前曾是现代新闻摄影的先行者。除了擅长写作和摄影之外，他在现实生活和艺术创作中不顾地域的限制，以作为亚洲和欧洲两地之间的沟通桥梁和冒险者而闻名。他的摄影报道同时涵盖政治与生活文化，让广大读者通过新闻便能了解到外面的世界，从而对各地不同文化和习俗都有更深的认识。在1933年至1939年间，博萨德作为驻外记者工作生活在北京，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所拍摄的照片和影像都成为了那段日子非常珍贵的记录，许多当年的重要人物都曾经出现在他的镜头面前。相比起其他同年代更广为人熟悉的摄影师，瓦尔特·博萨德对很多观众而言还是相当陌生的一个名字。今年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与瑞士摄影基金会共同合作，展出一大批迄今为止从未出版的珍贵照片，让观众对那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
  在1927年至1928年间，刚踏入新闻摄影领域不久的沃尔特·博萨德随即被赋予两个重要的任务，并最终为之完成了详细报道。1930年他被委派至印度，连续逗留数月以追踪当地日益激烈的独立运动。他成功拍下了平时在镜头前并不善于表现自己的圣雄甘地，以及他身边一些亲密战友的日常生活。博萨德的文章和照片最早是通过《柏林画报》、《慕尼黑新闻画报》等德国新闻图片杂志发表，其后传遍世界各地，让全球读者能以前所未有的近距离参与印度人民共同推翻英国殖民地统治的斗争。一年后，博萨德的报道又一次得到了热烈反响。这一次他作为一名探险队队员，在飞机上记录前往北极的过程。
  在随后的日子里，博萨德并没有停下脚步，四处奔走的他最终辗转到达北京并安定下来。从那时开始直到1939年为止，他写了大量关于在中国及内蒙古生活的摄影报道，并将其发送给欧洲多家杂志刊登。抱着令人敬佩的专业精神和勇气，他跟随着血淋淋的日军侵华路线沿途报道，给日军将领造成了极大尴尬。与此同时，他还定期报道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军队和毛泽东指挥的红军之间的内部权力斗争。依靠自身的人脉，博萨德在1938年成为欧洲首个得以拜访延安的记者，成功采访到毛泽东主席和参观普通人根本无法进入的中国共产党总部。这一经历让他的无数同事羡慕不已。为此，美国著名的《生活》杂志特意腾出宝贵的空间，把杂志最显眼的位置留给了博萨德。也许最让人兴奋的是，在这场和著名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竞争较量中，博萨德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当时的卡帕也正好在中国，为的就是希望能到延安进行采访。当卡帕得悉博萨德访问延安的消息后，对他身在纽约的经纪人说：“虽然博萨德在延安只待了两天半的时间，并不能拍到太多东西，但也足以把我击倒在地。现在，他可以安心离开中国去缅甸打猎了。”
  在二战期间，博萨德渐渐疏远由德国纳粹政府主导的国内媒体，更多地选择把报道文章刊登于英文媒体之上，从 1939 年起定期为瑞士主要报章《新苏黎世时报》供稿。其后他被《新苏黎世时报》任命为二次世界大战的特派记者。从那时起他追随盟军的征战步伐，报道范围不再只局限于亚洲地区，从世界各地的盟军基地把报道文章发送回瑞士总部。渐渐地，博萨德的名字缩写 WB更多地是出现在详尽的新闻报道或关于当时欧美政治局势的主编评论之上，而不再是他于30年代早期发表的那些摄影专题文章。除此之外，他还经常被安排参加各种外交任务，但作为一个中立国家的代表有时候他并没有受到那么热烈的接待。
  二战结束之后，博萨德继续为《新苏黎世时报》撰写报告性的专题文章，这既出于他个人的兴趣，也是为了满足报章的工作要求。1953年在板门店报道朝鲜战争时，当时61岁的博萨德被树根绊倒导致髋关节骨折，其后他一直没有从这次意外中完全康复。由于这次受伤，他被迫提前从记者的岗位退下。1975年11月18日，刚过完83岁寿辰的博萨德病逝于西班牙托雷莫里诺斯。
  瓦尔特·博萨德生前留下的书面文件和摄影存档目前由位于温特图尔市的瑞士摄影基金会收藏，保管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当代历史档案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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